「开放式基金估值」明路:顺应南北方的弱势,警惕社会对那些由于舆论和情绪导致经济相对下滑的地方的盲目干预

股票资讯  2021-04-08 20:35:07

南北经济差距的形成是一个自然过程

第一,南北经济差距的产生和演变是中国几千年来受地理大变化影响的区域经济格局的演变。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实际上发生了三次巨大的地理变化。

第一次是唐宋时期。

一方面,当时人类的水运技术和造船技术开始有了长足的进步。

因此,水运成本低于陆运成本。

再加上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中国的经济重心随着南宋来到南方,南方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这还是第一次。

这一次,经济重心南移伴随着一些北方城市的相对衰落,最典型的是Xi安。

然后北方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比如洛阳、开封,就变得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

第二个地理变化,对中国城市体系影响较大的是,自明朝迁都北京后,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加强了华北和东北在全国的经济重要性。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全面加入全球化。

可以说,我们最近讨论的南北经济差距,包括前几年大家比较关注的东北经济的相对衰落,其实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全面深入地进入全球化,形成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的重要性增加了。

此时东北和华北的经济重要性相对下降。

两千年来,地理三次影响中国的城镇体系和区域经济发展,我们已经到了第三次。

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确实给国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北方城市的经济重要性相对下降,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但是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不太了解,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这样会产生很多社会纠纷,会给经济相对下滑的地方带来一些情绪和失落的感觉。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影响区域经济和城市体系的地理变化是一个重要事件。

第二,南北相对经济地位的变化和东北与华北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的历史格局,很大程度上是南北地理和自然条件差异的结果,这与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大趋势有关,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趋势带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我想提醒所有关心这个问题的朋友,这其实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总之,只要全球化进程不中断,只要中国坚持开放战略,就不会改变。

同时,人类在国际贸易中以海运为主要运输方式。由于自然条件的优势,在东南沿海的全球化浪潮中获得更快的发展是自然的结果。

其实不值得大惊小怪。中国人现在需要的是适应这样的全球化,适应资源市场化配置的结果,然后逐步调整心态。

遵循自由市场选择的结果

南北经济差距是中国第三次地理大变革对城市体系和区域经济影响的结果。

大势所趋,要顺应,不要阻挠。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应该什么都不做,而应该顺势而为。一方面要看到经济规律的作用,在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过程中,要素市场上的人口流动要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

其实这种要素市场迁移早就出现了。比如在深圳,我们可以看到大量来自河南的出租车司机。

如果这个过程已经发生了,不要停止。

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和人口在全国的比重相同,那么全国不同地区的人均GDP差距可以缩小,或者大致相等。国家要做的是促进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合理流动,缩小人均意义上的差距,比如缩小人均GDP或发展水平的差距,同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二个可以做的,是对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人口外流的地区,甚至资源枯竭型城市和收缩型城市进行产业升级,或者重新寻找比较优势。

有些地方可能适合发展农业和旅游业,自然资源丰富,需要帮助这些地方逐步发展更依赖当地自然条件的产业。

在其他地方,有条件的时候可以发展新的产业。

国际上有先例。比如美国的匹兹堡,就成功地从一个以钢铁工业为主的城市转型为一个科技型城市。

国内有一些地方,比如东北的哈尔滨、沈阳等,在大国有一些装备重型的产业,传统的R&D能力不错。像这样把一些城市改造成新的科技中心是可能的。

最近一直在表达我对南北经济差距的看法,主要是想防止整个社会被舆论和情绪所困扰,进而盲目干预一些经济发展相对下滑的地方。

作为干预的结果,很可能会出现两种适得其反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政府干预投资实际上偏离了当地的比较优势。

例如,在一些不适合发展制造业的地方发展制造业,最终可能导致投资效率低下,甚至产生政府债务。

过去十年左右的区域发展政策中有许多经验教训。

一些地方产业的相对衰落,其实是结构调整过程中的一个自然过程。

但由于政府干预实际上只是延缓了过程,最终结果并不好,投资回报恶化。

另一种可能适得其反的情况是,政府干预形成的产业发展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

这样,实际上不利于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北方一些地区一方面抱怨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希望通过行政手段解决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负面影响。

逻辑本身就说不通。

扭转一些经济发展趋势和市场经济通过政府干预配置资源的结果,可能会使计划经济更加强大,但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

人不一定能赢得天空

北方的经济发展势头不如南方强劲,这是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客观事实。

在今年前三季度的GDP榜单中,天津跌出前十,这只是这一现象的反映。天津的港口条件不如南方。

而包括天津在内的北方港口没有内河航运的合作,所以长三角和长江中游作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条件,运输能力较强。

特别是外向型制造业的发展依赖于包括内河航运和海上运输在内的水运。

但除了刚才提到的背景,天津的发展道路还是值得反思的。

如上所述,一些相对衰落的城市希望通过政府行政干预的手段来纠正,但结果适得其反。

天津,包括东北的一些城市,在过去的十年里,通过增加投资和基础设施盲目扩张,包括建设新城市和新区。导致新城市和新区建设投资过大,甚至造成地方政府严重的债务问题。

前期GDP是投资拉动的,地方政府官员增加了区域GDP的积极性。结果东北和天津的GDP被夸大了。

这些都是政府干预不当导致的不合理发展路径。

当市场成为资源配置时,政府盲目干预行政,违背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盲目相信人定胜天。最后的结果并不好。

在这些方面,我认为需要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不如抛弃人定胜天的思想。

只关注产业结构的差异可能会导致政策上的误解

有人认为南北经济差异来源于产业结构差异。

我认为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表面现象,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南北经济结构的差异是各种原因的结果。

当然,我们可以说北方城市没有深圳、杭州这样的南方城市有创新性,包括一些现代新兴科技产业和“数字+”产业,这些在南方一些城市已经发展的很好。

但如果了解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和背后的规律,就会发现所谓的产业结构差异,其实是城市在之前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的结果。

以深圳为例,深圳的崛起是从外向型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的发展开始的。

制造业的发展会带来一些相关的发展,如金融、贸易、房地产等。当城市积累资本和人才到一定阶段,就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动力。

深圳近十年、二十年的高新技术产业,是由以往外向型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人才和资金造成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因素不重要。南方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资源的市场配置能力相对较强,这在制度上很重要。

然而,只有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才能归因于产业结构的差异,这很可能会导致一个政策误区——在北方发展南方拥有的那些产业就足够了。

但是一个城市的产业是什么样的产业,能由政府的政策决定吗?最近一直在评论南北经济差异,就是担心在下一轮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会回到以前政府干预的方式,违反资源的市场配置规律。

最后的结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反其道而行之。

也许很多人不喜欢我说的话,但我的建议是不够的。如果你想看看前一阶段中国在一些人口流出地和地理劣势地区投入了多少,带来了什么结果。

目前一些地理和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空置的工业园区,建了房却卖不出去的鬼城,地方政府负债累累。

只要有点理性,有点冷静,就知道我说的是客观真实的。

抢人之战对经济差异不会有太大影响

至于抢人之战,我觉得会对经济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太大。

从根本上说,一个城市最终的人口和人口增长率将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潜力。

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一些城市采取了政策变化,包括一些积极的变化,如放宽户籍制度,放宽定居门槛,改善经营环境,对一些高技能人才给予一定的补贴,扶持一些企业。短期内,这些政策肯定会产生一些效果。

但一般来说,一个城市最终能吸引多少人,取决于当地产业发展本身的潜力。

工业的发展能创造多少就业岗位?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服务型发展阶段,服务业在GDP和就业中的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

而且根据近几年的数据来看,虽然中国制造业创造的GDP在增加,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实际上在萎缩。

接下来,人口分布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更大。

但是,服务业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性服务业,一种是消费性服务业。

生产服务业服务于工业、制造业等服务业。

生活化服务业主要服务人群。

从这两个因素来看,服务业可能更集中在南方和大城市周围。

如果看到这么大的历史趋势,我认为南北经济总量和人口分布格局会越来越向南方转移,未来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状态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对于当前的城乡发展和改革,我认为最重要的措施是加快实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

当然也有一些阻力。

我觉得主要有两个阻力点;首先是制度阻力,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从人口流入地来看,户籍制度形成了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福利差距,尤其是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方面。这种差距总让人觉得要维护一些既得利益——一种狭隘的传统观念,不能为外来人口所共享,缺乏统一的国家市场体系。

包括地方政府,一直不愿为移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第二个方面主要是土地制度,因为农村的农地流转,流转不是很顺畅。

更大的问题是农村宅基地。宅基地是一种什么权利?在流转过程中,能否给农民带来合理的财产收益?系统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因此,我们一些农村人对放弃农村土地权利犹豫不决,需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

在理想的未来,人们无论在哪里工作生活,都应该缴纳社会保障福利,享受平等的社会保障福利和公共服务权利,这应该是中国下一阶段改革的方向和趋势。

第二点是和制度阻力一样重要的观念障碍。

近20年来,我可以说整个学术生涯都在与一些传统落后的观念作斗争。

我不想用这个词,因为中国曾经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农业社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观念上的遗产,对今天的人们仍然有很大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之一是对平衡的理解,包括今天对南北经济差距的讨论。很多人把南北差距和东西差距理解成好像人口流动,经济重心变化,这不是一件好事。

更具体地说,我们总是把经济的聚集地和少数地区的聚集视为坏事。

其实现代经济肯定有两个特点。

第一种经济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这是一种集中发展的趋势。

第二个特点是经济必须集中在相对更有利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地区,以及自然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区,这是现代经济的特点。

然而,农业社会的特点是人口和经济相对分散。

因为有些地方土地资源有限,人太多会导致人地矛盾。

此时,人口将向土地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迁移。

因此,人类自然资源和土地资源的结合分散在农业社会中。

所以,这就带来了问题。现代经济要求经济集聚,而传统观念要求资源分散,我们理解为均衡发展。

但我一直在说,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状态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即一方面经济和人口集中在少数地区,但同时一个地方在全国的经济份额大致等于全国的人口份额,从而达到全国各地人均GDP的大致平衡,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平衡,而不是平均分配。

与刚才提到的关于平衡的误解相对应的传统观点还有很多:很多人认为农村人口减少会导致村庄空心化;农民如果放弃土地,就放弃社保。很多人认为,留住农村,大量农民不应该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城市化,这将有助于确保粮食安全,进而使农民成为消化城市经济危机的水库和稳定器;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角度来看,也有很多人认为,更多的人会导致城市疾病。

我用大量的研究来回应这些观点。城市疾病主要不是由人口增长引起的。中国的许多城市疾病不是由大量的人引起的。管理和规划导致房价高,不是因为人多,而是因为土地和住房供应不足,但这太长了,谈不上。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已经现代化,即将进入发达国家的状态,但人们的观念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进程。

让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向更符合人口流动的方向

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就要实现服务均等化。

服务均等化的首要问题是实现教育均等化。

事实上,教育均等化有两件事要做。有一点是,在人口流入的地方,教育等公共服务应该在原有居民和新公民之间基本平等。

这意味着增加人口流入地的公共资源投入。

另一件事是在人流入的地方和人流出的地方之间平衡基本公共服务。

因为公共服务的投入本身需要有规模经济,市场经济解决不了,所以政府需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缩小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差距。

具体到教育,因为原来的财政转移支付,包括教育在内,对应的是户籍人口,也就是说在一些人口流出的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对应的是总的户籍人口,所以这个思路要慢慢改变。

因为人口外流,人口在逐渐减少,而当人口外流时,这些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就在他们现在的居住地,也就是人口流入的地方。

所以可以考虑把一部分公共服务资源和人口联系起来。随着人口流动,公共服务资源,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资源可以“便携化”,然后流动人口就可以把中央政府的这些财政转移支付资源带到人口流动的地区。

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中央财政根据人口流入地吸收的外来人口数量向人口流入地进行转移支付。

这样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向就可以更符合人口流动的方向,满足人口流入地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

我们不能从三驾马车的角度来思考区域经济发展

三驾马车是指在短期经济增长中,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来源总是来自消费、投资和净出口。

然而,从城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简单地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

对于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分析这个地方的物质地理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和人力资源条件。

对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来说,最根本的是找出自己的比较优势。

一个大国,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各地条件千差万别的国家,应该在不同地区之间形成差异化的发展格局。

“十四五”期间及今后较长时期,我国还将形成强化主体功能区的区域发展格局,也就是说,一些地方主要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包括科技创新,引领全国经济发展;有些地方缺乏发展制造业的优势,所以会承担更多的其他职能;有些地方,工业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人多;有的地方工业和经济总量不大,人少,讲究人均水平。

过去地方政府债务的产生,恰恰是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往往不了解区域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区域发展背后的一些经济规律。因此,许多地方的投资违背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

虽然从三驾马车的角度来看,这种投资在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作用。

这也提醒了我,我们不应该从三驾马车的角度来思考区域经济发展,而应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寻找自己的比较优势。

在过去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中,这种投资往往违背比较优势,其结果必然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惩罚。

最终结果是投资回报下降,地方政府债务上升。

最后,我想强调,经济规律是不能违背的。

中央高层官员在各种场合谈论区域经济发展时,要强调各地要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尊重区域和城市发展的经济规律。在这个问题上,全社会应该形成一个共识,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

我们不能总以为人会赢天,因为在经济规律的背后,其实是人的行为,是人性使然。

如果人性不改变,人的行为模式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经济规律和城市区域发展的格局也将决定。

如果政府的行为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从个体层面来说,符合经济规律的观念变化,会使我们了解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否则,我们总会觉得自己的观念与社会趋势相悖。

我认为有必要在个人层面更新我们的观念,以跟上时代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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